这一企业区法案是由国会议员杰克·肯普引入的。我很幸运能够领导员工层面的工作。作为共同发起人，我同南布朗克斯的######会议员鲍勃·加西亚一起工作，我们设计法案，然后向城市社区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进行宣传。同时，我们也向里根推销这一观念。如今，企业区观念已经传遍了整个美国，尤其是在州和地方一级。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2008年3月巴拉克·奥巴马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经济成功的核心来自一条真理：当所有美国人都做得更好时，每一个美国人才会做得更好；美国商业的福祉，其资本市场以及美国人民是密切结合的。”
这就是为何显著扩大所谓的投资者阶层的基础对于全球化的存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今后的美国税收改革，我都会建议废除对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市场投资的征税。我也将支持前###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和他的税收战略家吉纳·德普雷的建议，他们建议联邦政府给每个出生的孩子一个“美国出生权账户”。这一项目将给每一个新生儿一定数额用于投资金融市场的钱，以在日后使用。也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将获得一笔财政款项，就像德普雷所说，“让下一代能够从几十年的金融复利中获取同高度富裕的人同样多的好处”。
当他们加入工作人群时，这些新的小投资家可以使账户增长，看着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通过参考可发现，5000美元以7.5%的年复利率产生的收入将在65年后达到50万美元左右。对大部分天生不爱存钱的美国人来说，这一财务安排标志着长期财务困难和财务成功的区别。
英国正是有这样一套系统，给新生儿一个投资平台以鼓励他们成为投资家。该系统开始于2004年，英国的每个新生儿会从政府得到250英镑（约合500美元，低收入家庭的婴儿会得到500英镑，约合1000美元）。让决策者吃惊的是，即使是在低收入社区，从项目2004年实施以来，家人和亲友们所贡献的钱也比政府的最初投资多了两倍。
在美国，每年有400万婴儿出生。如果给每个新生儿1000美元，这也不过相当于联邦预算上的一个舍入误差。只需要为数不多的钱，就能让一整代人参与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这将创造新一代的拥有未来投资平台的投资家。
如今全球化的未来在政治上难以预测，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太小。同时，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结果是赞成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最多只能说很薄弱。下面惊人的数据能够说明问题：根据纽约大学的爱德华·n·沃尔夫所说，如今40%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现金存款来支撑他们在贫困水平上生活3个月。一个四口之家按此水平生活那么长的时间将需要5300美元的存款。
顺便提一下，美国的低存款率反映了财富分配不公的本质和对于美国经济可持续性的危险的信心膨胀。在过去的25年间，人们逐渐相信了那一幻觉，认为无论决策者们做什么，美国的低失业率都将一直持续下去—在后全球化时代金融动荡，生产疲弱和就业机会减少的世界，这一情况必将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失望。
然而，我们的大多数领导不是去寻求将更多人带入企业资本家体系，而是在玩政治游戏。一半人指责全球化，鼓励将危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鲁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阶层斗争政策。他们的政策主张一旦实施，会扭转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财富创造和减贫过程。使用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言论已经使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而另一半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骄傲地提议以教育和员工培训的税收减免的形式降低税金。然而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40%的美国人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20%的人缴纳负所得税，因为他们从政府获得一定净收入），这些听起来很美妙的税收结构变化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决策者别无选择，只能设计一种具有创意的方式来大幅扩展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这是关键的历史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需要更富远见卓识—就像19世纪的决策者们通过《宅地法》（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它将无偿给每一个有兴趣的美国人160英亩美国西部的土地）和20世纪通过《社会保障法案》时一样。
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奇qisuu.书、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性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乔治·蒙贝尔特在他的书《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state：thecorporatetakeoverofbritain）中指出，人类和公司之间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冲突。虽然这本书是针对英国，但它提供的教训同样也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今天的华盛顿，两党都专注于使用税收政策来帮助现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过为资本资产支出提供更为有利的税收待遇。这没什么，但是更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技巧和激发新的风险承担者的持续创业创新精神。
美国国会专注于捍卫针对现有企业的税法的每一个剩余漏洞时，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促进充满活力和创意，还未存在或即将诞生的企业出现呢？这些还未诞生的企业是未来经济的就业、创新和繁荣的基础，但是它们却从未进入华盛顿的政策关注范围。
正如现在已经很明显的现象，我狂热地相信工薪阶层家庭希望能够赶上伟大的金融浪潮。他们希望从劳动力阶层转变成资本拥有者。他们希望在企业资本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并不憎恶其他人的创业成功，只要财富创造和机会的大门仍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决策者们未能了解这些动态，我们可能就会看见一个全新范式的出现。全球的决策者们将会面临如何管理新的嫉妒政治的问题。并且，一旦产生，这些险恶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受到控制。这是一场表演的门票，演出中纸牌搭建的房屋会在我们眼前坍塌。
我希望同样清楚的是，美国的政治团体在拒绝克林顿的自由贸易、开放金融市场的议程时，正冒着给全球金融灾难创造条件的风险。首先，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信心的逐渐丧失，接下来是现金和信贷可获得量的萎缩，然后是持续的经济低于增长潜力的停滞时期。减缓的增长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阶层斗争言论和政策，而这些将会进一步降低整个国际体系对于美国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