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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妻子死去,丈夫只需要服丧一年就可以另娶,并且没有对孝服的规定。

    此外,《唐律疏议》中还规定,丈夫殴打妻子时“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论;死者,以凡人论”,如果是殴打妾室,则“非折伤无罪”。

    也就是说,丈夫殴打妻子时,只要不死,就比普通打架伤人减轻二等论罪,如果是殴打妾室,没有伤到骨头就是无罪。

    但如果是妻子打丈夫,“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

    妻子殴打丈夫,就要罚徒役一年,如果伤势重,要比普通打架伤人加重三等论罪。

    都是殴打,都是伤人,为什么女人打了男人,就比男人打了女人的量刑要重?

    对丈夫和妻子就同一罪过的不同论罪,成为男权社会对女性欺压的最有利武器。

    慢慢的,甚至连女性自己也不再记得,原来,在久远的过去,她们在婚姻上也曾有着和男子相当的权力。

    如果武周一朝的女性参政者可以继续下去,那么是否会有一天,掌控着权柄的女人们受到在律法下的不公欺压,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不公的社会呢?

    很有可能,但是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当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相继逝去,这个女性掌权的时代终告结束。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在此之后,到封建帝制终告结束之时,女性到底成为了历史上的零星点缀,纵然偶尔有女儿以天纵之姿现世,也不过是“如野烧之迹,流萤之火,若隐若现,若存若亡而已”。】

    太平公主有些怅然若失。

    身处其中时是不会察觉的,她向来只看到了自己的束缚和不满,但是……这就是女性地位最高的时候了吗?

    她看向自己的母亲,那位前无古人,听光幕所言也将后无来者的女帝。

    太平公主对武则天是什么情感呢?

    也许少年时尚有濡慕,但是现在只剩下了疏离、畏惧、讨好、奉承……昔日温和的母亲已成为一张模糊的脸,取而代之的是端坐在高台上,威风凛凛的形象。

    但是除去那些偏执、那些怨恨,太平公主细细看向母亲,这样一位威仪无边的帝王,保养得宜的眼角竟然已有了细纹。

    ——她竟已老了。

    【在唐以后,便来到了宋的时代。】

    “果然是神迹!”武则天难得有些失态,“竟能透露后世之事。婉儿,多记多思,这是真正的天人赐福了。”

    上官婉儿慎重地点点头,答应一声。

    【lt;a href=&lt;a href=&quot;&quot; target=&quot;_blank&quot;&gt;&lt;/a&gt; target=_blankgt;宋朝,是一个复杂的朝代。

    它有着最繁荣的经济,也有着最懦弱的军事。

    它有着纸醉金迷的文化高峰,也有着仓惶南渡的国家耻辱。

    宋朝的女性,有着较高的法律地位,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苛刻。

    宋朝早期,上承唐代遗风,对女性较为宽容,社会风气较为开放。

    宋代婚姻中,财产观念取代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门第观念,男女结亲的“门当户对”从阶级逐渐转移到家财。所以无论是未婚女子还是已婚妇女都手握一定的“嫁妆”财产。

    女性拥有财产的后果就是在家庭中有了经济地位。同时,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得女性广泛参与民事活动,参与社会生产,故而地位较高。

    劳动决定生产地位嘛。

    然而,理学家胡援对此说道:“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必不若吾家者,不若我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

    这一方面说明经济确实决定了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高低,另一方面也说明理学家已开始探讨如何降低妇女地位,以达到重振三纲之道的问题。】

    “劳动决定生产地位!”上官婉儿不禁低呼出声。

    武则天心思急转:说是劳动,其实所有活动都是这个意思。说白了就是得有价值,一个人在政治上有价值,就有政治地位,一个国家在邻国中有价值,就是国家地位。一个女性有价值,那么这个女性地位就会提高。女性群体有价值,那么女性群体的地位就会提高……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武则天不禁大笑道:“真是振聋发聩之言!”

    【另一方面,宋朝政权从何而来?

    ——是建立在中小地主阶级基础上的。

    唐末藩镇割据,地方坐大,各地农民起义频发。门阀、地主、权贵都“天街踏尽王公骨”。中小地主阶级反而通过科举考试登上了北宋历史舞台。他们的出身与生长环境决定了其对待妇女的温和态度。所以社会风气较为开放。】

    唐末藩镇割据,地方坐大?

    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看得出,光幕这里讲的极有可能就是唐朝灭亡的原因了。

    武则天只略微一想,就能想到,是削藩出了问题。

    “没想到不是‘七国之乱’,竟然成了东周之祸啊……”

    【儒学自东汉以后走下坡路,中唐时代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批佛驳道,企图重振儒学雄风,提出“以儒为宗”,但是社会上思潮涌现,儒家并不是主要的潮流。

    在宋朝,儒家思想才再一次得以重视。

    汉儒、唐儒的思想并不适合新生的宋朝,社会现实和儒学重建迫使儒家选择伦理观作为建立思想体系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