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传统的分析理论认为是信息化的投资策略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行为恶化了。然而，我们现在所明白的是，当一系列看上去是良性的发展步骤日积月累时，就会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的信心，最后导致全球金融秩序的突然崩溃。
市场参与者倾向于认为，政策制定者破坏了全球体系，并导致了投资者的恐慌和信心的丧失。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所犯的错误看上去很小，但这些错误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致数百万的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者的过完全大于功。
比如，1987年秋，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和德国财政部长格哈特·斯托登伯格之间就美元和利率问题展开了一次公开辩论。这次辩论给人们的信号是，国际正常金融秩序已经失衡、不稳定了。美国里根政府对日本又实施了贸易制裁，这无形中更增加了自由贸易的不确定性。在股票市场崩盘前的一周里，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宣布，计划对涉及公司接管的债务征税，这一点被许多市场参与者看做是金融市场的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在同一个时期，美国众议院一个附属委员会通过了1988年###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的顾问）的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沉重打击了美国向其他对其存在贸易顺差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所有的这些都会给市场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全球的资本流动有可能突然处于危机之中。
比如在1987年，好像是一个很小的技术上的失误和马虎大意的政治举措，就让世界股票市场和全球经济一蹶不振。在这个政策和市场的世界中，人们往往会考虑更多的利害关系。但金融市场是非常敏感的，好像突然之间，金融市场就感受到了各大国的消极合作情绪。随后，几乎是一夜之间，股票价格就开始暴跌了，随之就出现了金融恐慌。当然，在金融市场参与者预料到当金融危机爆发时g7（七国集团）工业国政策制定者会协调行动时，股票市场又出现了反弹。但从今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产油国和高储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发生了市场崩溃，这种协调行动和单打独斗的思想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很明显的一点是，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在一项对金融混乱的历史的分析研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罗格斯大学的迈克尔·波多认为，今天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两倍。
我们可能会想，今天的巨额流动资金会突然“油尽灯枯”吗？它会使全球的财富机器瘫痪吗？不幸的是，这种场景并不是很乐观的。这是因为全球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很有可能会追随美国的错误步伐，尤其是，紧随2007~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在保护主义和采用笨拙的金融市场调控手段的问题上。
这里还有一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但其中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全球化反对者中既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包括###党人。在利益集团担心国际竞争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他们正在给全球化进程贴上“世界残酷竞争的比赛”的标签。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初期，一些###党候选人（以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为首）和共和党候选人（以前州长迈克·赫卡比为首）都在强烈表达反全球化的主题，而其他大多数的候选人也拒绝为全球化主题争辩。这是因为全球化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引起普遍的焦虑。业务外包，这个以前把无技术的劳动者排斥在外的运转模式，现在也在威胁着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然而，实际情况是，从工作机会方面看，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净“内包”，而不是外包。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要比美国在国外的投资高出5000亿美元，这也就是美国每年创造200万个“净”工作机会的一个原因。
经济学家戈登·汉森、罗伯特·费恩斯特在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工作外包实际上提升了无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经济学家威廉·迪肯斯和斯蒂芬·罗斯认为，对外包的批评之声已经过火了：“正常情况下，现代市场经济都会借助其内部动力不断地破坏，也不断地创造数千万个工作机会。贸易对工作机会的搅扰作用是非常小的。到目前为止，导致失业最大的因素还是来源于国内竞争。”麦肯锡公司的马丁·贝利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也都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生产领域90%的失业现象都是国内竞争的结果，因为绝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会促使公司裁减工作人员。
另外一个引起全球经济体系不稳定的因素是，今天的经济发展决定了世界经济要从以生产行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行业为主。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也会很快出现产能的过剩。为了维持经济规模isuu書网，这些国家将会向服务行业—这个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美国，服务业创造了80%的工作机会）—倾斜。即使美国也存在着很多工作机会“内包”的现象，而服务行业对此的焦虑会更强烈。在国外同行竞争的情况下，会计师、律师、放射线学者，以及很多为他们自己的生计而担忧的人可能会处于失业的风险之中。即使一些专家感到对服务行业工作机会的担忧有点过头了，但这种担忧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一些经济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格迪什·巴格沃蒂，就反对对服务行业的这种担忧，他说：“工作人员就近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服务性的工作不可能远距离进行。”我同意那种威胁有些夸大，但这种对失去工作机会的焦虑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们还有可能引起美国政策方面的逆反应，并进而引起全球市场的动荡。事实上，在美国，那种反对所谓的“大公司利益”的平###义观点却在日渐加强。
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很难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调控手段对全球体系进行恰当控制的同时，能够避免带来无意识消极后果。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那时它通过阻止人们把金钱带到国外消费来修补其金融体系。但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看来极其不错的阻止货币贬值的做法却被事实证明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修补做法使得英国后院起火，几乎摧毁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所有储蓄。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在面对今天汹涌澎湃的资金狂潮时，需要采取一种审慎应对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场也有像野兽一样被激怒的时候。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奇怪的新时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之外，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超出政府的实际控制—即使中国经济也无法由中央政府轻易控制。
在这个新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融入其中并试图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第三世界债务方组成的巴黎俱乐部1—在帮助协调资金流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兴市场债务的偿清和全球现金流量的大增，这些政府机构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着其重要的协调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签署廉价的贷款合同，以换取这些市场的商品—比如说石油。但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抱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现在，有一些人就认为，中国从全球货物和商品贸易体系中获利的同时，却没有做出促进这个体系稳定的行动，而是破坏了这种稳定性。
实际上，中国和一些国家都在与世界银行竞争，而且出价要比世界银行低，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们的贷款并不牵涉环境或者###标准问题。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正在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边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2007年4月14日那个周末表现出来的。在那一天，工业化国家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中国的身影。在2007年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派出了一个并没有实权的代表参加会议，而高级官员并没有参加。他们缺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们更加关注国内的紧迫问题。
在第4章，我将阐述中国与世界在未来那种无法确定的发展关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00~2003年）首席贸易顾问格雷格·马斯泰尔认为，在未来会出现很多混乱局面，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对环境政策的争执。马斯泰尔说：“如果中国放开钢铁和化学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或者对这些行业支付大量补助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相关竞争行业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因为wto（世界贸易组织）附则规定，美国和欧洲没有权力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实际关税税率进行干涉。wto允许的贸易限制只适用于“对濒临耗竭自然资源的保护”。针对国家的环境制定的贸易政策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不到位的。马斯泰尔预计，美国和欧洲的核心产业将会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挖空，而它们在法律上却无能为力。